中国逐步进入垃圾分类“强制时代”。作为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的城市，上海从7月1日开始实施垃圾分类，首周一共开出罚单199张，北京、深圳等大城市也在立法或修法的路上；另据中国官方消息，46个重点城市正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，将在2020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
7月7日，在上海闵行区乐贤居小区内，物业工作人员清运垃圾。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施行已有一周，从上海城管执法部门获悉，截至7月6日，上海市城管执法人员依法查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
垃圾分类在很多中国人身上是割裂存在的，一方面是观念上的人尽皆知，一方面却是行动上的勉为其难。当垃圾分类以强制方式真正“闯入”生活，处在磨合阶段的上海人，才发现繁复的垃圾分类足以把人“逼疯”，于是出现了“猪试吃法”等兼具民间智慧和幽默的分类法，也算是一种苦中作乐。
从环保和文明的角度看，没有人会反对垃圾分类的必要性；但是从经济高效的角度看，对当前垃圾分类“硬约束”的执行效果、社区居民的微词建言“兼视兼听”，有助于垃圾分类这个大工程在中国推行得更加顺利稳当。
一是垃圾分类是不是越细越好。根据上海官方的标准，类别主要有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，此外还有大件垃圾、装修垃圾、电子废弃物等。干垃圾与湿垃圾并不是简单的干湿之分，即便是湿的塑料袋，也要沥干放在干垃圾里，而纸巾即便湿了也是干垃圾。有人曾将一顿家庭用餐的剩余物分类，分出了贝类外壳、鱼骨头、豆荚、水果果核果皮、易拉罐、纸巾等众多类别，耗时耗力，惊煞网民。
全世界最繁复细致的垃圾分类毫无疑问是在日本，但这创建在日本有众多家庭主妇的基础上。中国的家庭大多是上班族，不少还是“996”员工，用在家务的时间上屈指可数，在垃圾分类上并不具备专业能力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近期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到，每人每天哪怕只用5分钟进行垃圾分类，汇总到全上海，每年合计7.3亿小时，按标准工作时间算，损失时间相当于36万个全职职工全年的工作。可见，时间成本相当之高。
二是垃圾分类依靠“强监督”是否合算。当前上海垃圾分类的推广，是创建在强效监督的基础上的，包括来自执法机构的监督和来自社区志愿者的监督。据统计，7月1日至6日，上海城管执法机构共出动执法人员17800人次，开展执法检查9600次；街道居委会、小区物管以及红袖章大爷大妈则几乎成为每个段子里的“常客”。
这样依靠人海战术的监督方式，不仅低效，而且容易显露疲态。虽然随着推广工作的深入，外部监督的投入可以有所下降。但居民分类习惯的养成不在一朝一夕，且后面还会涌现新的监督项目，比如撤除垃圾桶、定时定点扔垃圾实施后的监督等。监督成本高的项目，往往意味着可持续性不好。欧美经验里利用经济杠杆撬动居民自主意愿的制度设计，比如针对可回收物的押金制度，以及引入更加专业的垃圾回收公司，“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”，在当下中国城市的实践里虽有尝试但还不成气候。
三是当前舆论都把焦点放在居民分类这个前端环节，而垃圾后端处理、无害化处理的效果才是垃圾分类的终极意义，后端处理的关注度显然失焦。上海居民千辛万苦分好类的垃圾，最终的无害化处理效果几何，回收再利用率几何？只有这些答案是透明的，才更有助于激发居民参与分类的内在驱力。
不妨来看看两种垃圾处理思路，一种是日本极致分类背后极低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，超过70%的日本垃圾经分类后，最终还是送去焚烧了事；一种是欧美国家，前端执行相对粗放、宽松的分类，再将垃圾运到分拣中心被集中分拣，现代科技代劳一部分工作，人工则进行最后的查漏补缺，其垃圾回收再利用率甚至高于日本。
中国垃圾分类的强制推广，主要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，其成功率取决于中国人环保意识的高低，政策设计合理性对居民分类习惯的影响，政府、社会与商业力量的配合程度等多重因素。
对当前垃圾分类政策进行冷思考，不是否定垃圾分类，而是令垃圾分类更经济高效。（完）
